不久前，大荆双峰社区的陈某收到了法庭通知，让她去领取执行款。原来，8年前她与前夫郑某离婚后，前夫一直未支付给她医疗费，后郑某因失信上了黑名单，不能贷款不能办信用卡，处处受限，最终不得不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。（8月10日《乐清日报》）

8年未得履行的执行款终于到位，并非被执行人良心发现，而是由于诚信体系的完善、失信“黑名单”起了作用。足见法治建设并不只取决于权威的公检法体系，也取决于完整、系统的社会法治体系，包括诚信体系。当这体系逐渐完善，它的威力自会显现出来。

按照常识，法院裁决了，败诉的一方应该主动履行法律义务，该赔的赔，该付的付。但现实是生效的判决书经常成了一纸空文，败诉方赖账不还，根本不当回事，法院执行起来那是相当的难。败诉了的一旦成了“老赖”，那就成了爷，胜诉的居然奈何不得，法律因此蒙羞。

原因在于，国人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，视法律为“工具”，少对法律存敬畏之心。工具的价值在于利用，那么从审判程序转到执行程序的一段较长时间里，当事人转移、隐匿、变卖、故意毁损财产频频上演，或者像报道中的郑某一样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，使执行一再落空。

乐清市法院近年加大对“老赖”的执行力度，上年新收执行案件8139件，执结7672件，执行到位金额21.6亿元，案均标的清偿率居全省前列。今年8月8日温州诚信日时又一次曝光了144名个人（单位）。对法院方而言，治理“老赖”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执行来确保法律的严肃和威严。

对我们这样一个行进中的法治国家而言，一方面加强法院执行力度，重判决的同时更重判决的执行；另一方面，更需形成成熟的社会信用机制，予判决的履行、对法治的权威以最大支持。银行对此配合自不待说，其他消费场所也不能见钱眼开，对“老赖”睁只眼闭只眼。全社会的法治观念增强，“老赖”才时时处处寝食难安。就此而言，陈某8年后收到执行款，乃顺理成章之果，不应被视为意外之喜。正本方能清源，治“老赖”的宏观举措在于涵养全社会的法治素养和信用意识。

对“老赖”采取信用惩戒措施，限制其进行各种高消费，如不得乘坐飞机、列车软卧、轮船二等以上舱位，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、酒店、夜总会、高尔夫球场等场所消费，不得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，等等，对一个现代人来说，无异于剥夺他的“基本权利”。这一堵堵无形的高墙，包括名誉损失，足可对其产生足够的震慑。从法学角度讲，限制高消费是一种间接执行的措施。间接执行措施就是限制被执行人的人身自由等让其感到痛苦，达到主动履行的目的。